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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原創 | 人工智能技術對上合組織成員國的安全新挑戰

2021-09-22
來源: 中國信息安全
關鍵詞: 人工智能 安全

  馬克思指出,“科學技術是歷史的有力杠桿,是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科學技術的進步是塑造人類社會形態的基礎力量,而每次技術革命的發生又會對社會經濟生活,甚至國際體系運行產生深刻的影響。人工智能技術的飛速進步,已經能夠與世界體系的多個維度產生廣泛鏈接,對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產生重大沖擊。在這種變革與動蕩的周期中,安全的內涵會發生微妙的變化,對主權國家和重要的地區性國際組織而言,這種變化意味著全新的安全挑戰。

  成立于 2001 年的上海合作組織(以下簡稱“上合組織”)經過 20 多年成長,已經成為歐亞大陸重要的區域性國際組織。以“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為核心的“上海精神”為指引,上合組織成員國在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文化宗教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的不利條件下,成功地推動地區大小國家建立了平等協作的結伴而不結盟的合作關系,并且為維護歐亞內陸地區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正在悄然改變上合組織成員國所處的安全環境,這種改變既包括體系層次的運行邏輯調整,又包括器物層次對特定安全模式的影響。在人工智能引領的新技術革命浪潮中,上合組織需要面對前所未有的新安全挑戰,如何能夠在潛在的各種安全風險尚未合流時未雨綢繆,始終保持歐亞大陸地區的安全與穩定,并且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術紅利實現有序發展,將成為上合組織在新的歷史時期所肩負的重要使命。

  一、人工智能技術對上合組織成員國的政治安全挑戰

  所謂政治安全,指的是“國家主權、政權、政治制度、政治秩序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免受威脅、侵犯、顛覆、破壞的客觀狀態”。政治安全問題是當前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特別是中亞國家所需面對的重大安全風險。

  對于中亞國家而言,他們雖然在冷戰結束后獲得了主權國家地位,但如何完成復雜的國家建構與民族建構的歷史進程,仍然是擺在所有中亞國家面前的難題。如何克服國內治理缺陷與外部勢力干擾帶來的雙重挑戰,建構符合本國發展現實需要的政治體系,對國家穩定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進入 21 世紀后,在各種內外因素的沖擊下,中亞國家曾先后出現過各種形式的“顏色革命”與具有較大破壞性的社會運動,對地區穩定產生了嚴重負面影響。因此,如何應對各種因素帶來的地區政治安全挑戰、維護地區穩定,一直是上合組織的重要目標。

  從 2016 年起,特別是“劍橋分析”事件被披露后,人工智能技術在政治活動中的重要作用開始獲得社會普遍關注,人工智能對政治安全可能造成的深刻影響也逐步顯現。雖然“劍橋分析”事件本身與上合組織成員國內政無涉,但在這一過程中,上合組織成員國也開始隱隱感覺到隱藏在網絡背后的技術力量。時至今日,社交媒體已經無孔不入地滲透到各國社會生活中。在越來越多的政治活動中,它所承載的龐大信息流并非像看上去那樣無序,似乎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某些微妙的時刻撥弄著人們掩藏在內心深處的欲望、恐懼,從而引導他們的行動。

  事實上,這種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工智能技術在大數據加持下的“助推”作用。人工智能技術以社交媒體作為平臺,成為各種信息要素的聯結者,并且能夠成功地建立起特定內容與特定人群的情感聯系,只要稍稍加以引導,情感聯系就會轉化為自然的行動。利用特定算法實現政治目標實際上與人工智能技術在商業領域的運用原理并無本質區別,既可以運用于西方國家政治選舉過程,也同樣可以成為外部力量影響上合組織成員國國內社會穩定的工具。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背景下,全球社交媒體出現的很多謠言都在各種力量的推動下指向特定政治目標。在過去兩年,歐亞地區國家——包括個別上合組織成員國——內部突如其來的社會運動也能明顯感受到社交媒體所發揮的作用。雖然目前尚無人工智能技術干擾上合組織成員國政治安全的直接證據,但新技術力量所帶來的政治安全風險,仍然是很多上合組織成員國所需要特別關注和警惕的新安全挑戰。而且,囿于相關國家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水平,對于這一層面的安全風險需要進行更加廣泛的國際協調與合作,而上合組織在這一過程中能夠扮演重要的角色。

  二、人工智能技術對上合組織成員國的經濟安全挑戰

  在冷戰結束后,經濟安全問題逐漸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成為影響國家發展的關鍵要素,特別是對上合組織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維護本國經濟安全,確保國家發展權利的實現,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原初動力很大程度上就是經濟因素,其本質是通過“智能機器代替人類勞動”的邏輯推動既有的經濟系統進行革新。由于人工智能技術能夠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實現廣泛鏈接,因此,能夠對國際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當然,這也是一場能夠改變社會經濟結構的深刻變革,必然會給原有體系和體系內的國家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以及安全挑戰。

  具體而言,對上合組織成員國而言,人工智能在經濟安全領域所帶來的挑戰大體上圍繞兩個方面展開,而這兩個方面又形成了明顯的悖論。

  其一,新技術可能引起的發展失衡。作為當前最具潛力的經濟加速器,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發展與成熟將會為國家經濟發展提供巨大助力。然而,人工智能也是一項門檻很高的技術,需要長期的資本投入、數據累積和人才培養過程,因此,世界各國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差異極大,一旦出現新的重大技術突破,很可能會形成新的“大分流”。少數的技術前沿國家會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實現有效的技術壟斷,不僅能夠使自己獲得大量超額收益,使本已十分嚴重的經濟發展兩極分化狀況進一步加劇,而且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持續拉大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能級差。對于大部分上合組織成員國來說,他們缺少足夠的人工智能技術積累,將在新的經濟格局中陷入更加嚴重的弱勢地位,利用多邊層面的援助與合作可能將成為其維持自身經濟安全的少數手段之一。

  其二,新技術引進可能導致的普遍失業。為了提升國家經濟發展動能,避免在國際經濟體系中陷入嚴重的邊緣化地位,包括多數上合組織成員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都將不得不通過各種方式引進人工智能技術維持經濟增長,而這又將帶來另一層面的經濟安全風險。由于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本質目標是“機器替人”,人工智能技術每一次提升往往意味著對勞動力需求的下降,技術的持續引進也將意味著其國內出現普遍的結構性失業風險。由于新的技術進步所引發失業現象的影響是很嚴重的,因為它不再與經濟周期同步前進,在新的生產模式創造出更多就業崗位之前,這種問題是無法解決的。相比而言,更多依賴重復性勞動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人工智能技術的沖擊下將首當其沖失去市場價值,勞動力市場的需求萎縮將直接影響整個社會秩序的失序,這對很多上合組織成員國來說,都是最為嚴重的經濟安全挑戰。

  事實上,對于多數上合組織成員國來說,人工智能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經濟安全挑戰都是嚴峻的,一方面,由于在科技水平方面的相對落后,多數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都面臨如何維持經濟持續增長的壓力;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技術的“去勞動力”化特點,技術的引進又非常容易引發失業現象激增。兩種情況都可能誘發嚴重的社會安全風險,要想解決這個由技術進步所引發的悖論,則需要充分考慮上合組織在地區經濟合作中的作用。

  三、人工智能技術對上合組織成員國的軍事安全挑戰

  除了將產生長期影響的政治安全與經濟安全挑戰之外,在過去兩年間,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在國際關系領域最為明顯的體現便是對軍事技術和軍事思想的更新。上合組織所處的歐亞內陸地區已經見證了新一代智能化武器的諸多實踐案例,上合組織也將面臨新技術革命所帶來的全新安全挑戰。

  人工智能技術本身并不是軍事武器,但它天然與軍事安全領域的所有問題都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事實上,從人工智能技術誕生之日起,如何將其有效應用于軍事領域就已被納入所有技術先進國家的考慮范圍。近年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突破,各國在智能武器方面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例如,美軍在智能無人機以及軍用搬運機器人方面已經取得了較大進展,俄羅斯陸軍的排爆機器人也有了戰場的實戰經驗。隨著智能機器人自主性的提升,軍用無人武器將在更多的軍事場景代替人類,自主執行軍事任務。

  正如恩格斯所言,“一旦技術上的進步可以用于軍事目的,他們便立刻幾乎強制地,而且往往是違背指揮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戰方式上的改變甚至變革。”智能武器的出現幾乎改變了傳統的軍事作戰方式,各種新型作戰方式在過去兩年的時間里也時有展現。例如,2019 年,胡賽武裝利用無人機對沙特阿拉伯油田發動襲擊;2020 年 1 月,美軍使用無人機刺殺伊朗革命衛隊重要指揮官蘇萊曼尼;2020 年 11 月,伊朗核專家死于遠程操控的無人自動武器暗殺。雖然這些偶發案例尚不能完全展現出智能武器作戰的全貌,但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的巨大潛能無疑將誘發新一輪軍事思想和軍事戰略的革新。

  除可見的自主性智能武器之外,人工智能技術的軍事應用還將體現在網絡空間的軍事化行動。作為軍事領域的“第五維空間”,網絡空間的軍事攻防已經成為當代大國軍事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人工智能技術能夠廣泛應用于網絡軍事行動的不同領域,無論是監控風險、尋找漏洞、識別攻擊軌跡,人工智能系統可以在投入使用之后,時時進行自動學習,并針對網絡攻擊第一時間采取防御措施并實施反擊,能夠全面提升國家在網絡空間的軍事能力。除此之外,人工智能技術在軍事訓練、情報分析、策略制定、作戰式樣等方面也將產生重要影響,隨著其巨大軍事潛力的逐步釋放,全球人工智能軍備競賽的態勢初露端倪,軍事安全風險將進一步提升。

  雖然在可預見的未來,上合組織成員國被卷入大規模國家間軍事沖突的可能性并不大,而且由于大部分上合組織成員國在人工智能技術方面并不具備比較優勢,也無力參與人工智能軍備競賽,但由于人工智能技術進步將對地區恐怖主義活動帶來新的影響,由此引發的軍事安全挑戰仍將對上合組織成員國產生直接的沖擊。

  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的擴散可能會加劇網絡恐怖主義行動。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會加速網絡武器的迭代升級,也會極大地豐富網絡武器庫的種類,同時也加劇了新的網絡武器流散的風險。由于很多上合組織成員國網絡安全防御領域能力仍較為欠缺,一旦基于人工智能技術的新網絡戰武器被恐怖組織所掌握,將會對上合組織成員國的網絡安全造成巨大風險。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與物聯網系統的鏈接可能會為恐怖活動創造新的維度。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使越來越多的物理實體能夠通過網絡形成鏈接,然而,這也可能成為新的安全風險。例如,恐怖分子可以侵入自動駕駛系統,遠程操控民用車輛實施恐怖襲擊,或者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對各關鍵基礎設施發動攻擊,并且還可能出現偽造信息、煽動叛亂等風險。

  總的來說,人工智能技術是核武器發明以來軍事領域出現的最具顛覆潛力的技術變革,它有可能改變戰爭的形態,創造新的戰略平衡,也有可能創造軍事安全的新主體和新維度。對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來說,人工智能進步意味著更加多元的軍事安全挑戰,從長遠來說,需要在全球范圍的人工智能軍備競賽中尋找自身合理的定位與角色;從短期來說,則要防范恐怖主義的新形態與新威脅。這些復雜的軍事安全挑戰無論是對上海合作組織本身還是各成員國來說,都是全新的時代命題。

  四、結論:以多邊合作應對時代挑戰

  世界正迎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進步及其對世界政治的深刻影響也是這場大變局的反映。人工智能技術在全球范圍對各國國家安全的影響是普遍的,也是長期的,沒有任何國家能夠置身事外。人工智能所引發的安全挑戰并非直接指向上海合作組織,但在技術革命的浪潮之下,上合組織也無法回避時代的挑戰。

  然而,對上合組織而言,人工智能技術所帶來的安全挑戰又是非常嚴峻的。因為對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來說,除了中、俄、印等個別國家有所積累之外,大部分成員國在該領域的發展仍相當欠缺,應對人工智能技術所引發的安全風險能力不足。更嚴重的是,對上合組織的主要組成部分中亞國家而言,由于仍處于廣義的轉型周期內,國內治理方面還存在許多缺陷,在應對安全問題時缺乏足夠經驗,容易在實踐中遭遇挫折,影響國家的穩定發展。

  因此,面對人工智能技術躍遷所帶來的挑戰,充分發揮上海合作組織的功能,廣泛開展多邊合作,非常必要。可喜的是,上合組織成員國已經開始逐步重視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并且采取措施通過對話與合作,討論應對新的安全挑戰。習近平主席在參加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 20 次會議時明確提出,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要“加強數字經濟、電子商務、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領域合作”,希望通過上合組織框架內的機制性多邊合作,縮小成員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發展鴻溝,并且建立相關研究對話平臺,針對緊迫的安全挑戰進行研究與討論,制定符合地區特點的相關規則,在打擊運用人工智能恐怖主義行為方面開展廣泛的合作與協調,共同構建符合新的時代需求的地區安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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